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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节选)

【字体: 】【2011/5/3】 【来源:转载】【作者:】 【阅读:5182次】 【关 闭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节选)
张鼎丞  邓子恢  谭震林
艰苦卓绝的一九三五年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苏区统治的结果,导致红军被迫长征,整个中央苏区沦陷,敌人很快建立了白色恐怖统治。一九三五年春间,我们转入敌后,闽西游击战争全面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困难。当时情况是:
      一、在敌人方面
       (一)敌人大军压境,仅在龙岩、上杭、永定、长汀、宁化、清流、连城、宁洋、漳平、南靖、平和等几个县,就布置八个正规师(即三师,九师,十师,三十六师,八十三师,五十二师,七十五师),以李默庵、李玉堂为指挥官,并纠集地方民团、壮丁队、铲共团等一切反动武装对我们进行“清剿”。
      (二)敌人对付我们的军事手段,是利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强迫群众到处修公路、筑碉堡,一发现我们队伍,敌军主力便“跟踪追剿”“围剿”,而驻守碉堡的民团、壮丁队则据守碉堡进行堵击,谓之“堵剿”,有时沿山隘伏击,放冷枪,配合敌军主力搜索,则谓之“搜剿”。
      (三)在政治上敌人对付我们的手段,主要是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特别在一九三五年八、九月以后,敌人看到我军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单靠军事行动无法消灭我们,便采取了“移民并村”“计口购粮”“保甲制度”“连坐法”等极端残酷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所谓“移民并村”就是将山区五十户以下的小村庄居民,全部移到大乡村居住,并且筑起炮楼监视他们,在敌军“清剿”期间,不准居民进山,否则“格杀勿论”。所谓“计口购粮”,就是要“清剿”区群众按人口购粮,多买者以“济匪”论罪。所谓“保甲制度”就是一村编为一保,十户编为一甲,保甲长由他们委任,居民外出和移居,都要得到保甲长允许,有外客来要向他们报告。所谓“连坐法”就是要保甲长具结,保证“不藏匪,不济匪”,如果一家济“匪”戴“匪”不报告,保甲长就要杀头,十家全杀光。上杭有个村子就在这种“连坐法”的名义下全村三十多口人全被杀光了。此外,敌人还强迫群众组织壮丁队,日夜放哨,看见我军过境时便鸣锣报警,以便追击我们,随后又对群众造谣说我军要来报仇。所有这些办法,主要是企图把我们与群众隔离开来,便于消灭我们,敌人把这个办法叫做“抽水捕鱼”。
      (四)敌人对付我们内部的“瓦解政策”就是所谓“自新自首条例”,这是从一九三一年以后敌人很厉害的一着。由于敌情紧张,斗争困难,党和军队中有个别意志薄弱、思想糊涂、立场不坚定的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被敌人引诱出去,敌人便用各种极其残酷毒辣的办法强迫,利用这些人来破坏我们的党组织、交通站、接头处、采购站等,为了瓦解我们部队,敌人还强迫红军家属到山区喊他们的子弟回去。
      二、在群众方面
      (一)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当时闽西各地,群众独立对敌斗争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岩(龙岩)杭(上杭)永(永定)老区群众在对敌斗争中又相当长期存在着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
      (二)一九三五年夏间,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岩、杭、永各县在江西的难民被押送回来,他们说:“老红军一天天去远了。苏区被白军占领了。”这个消息很快在群众中传开,地主富农、坏分子很高兴,而雇、贫、中农则心灰意冷,增长失败情绪。
      (三)由于情况紧张,敌人又实行分化政策,各县都出现了一些叛徒,这些叛徒叛变后,立即带引敌人来摧残与我军我党有关系的群众。敌人经常在夜间化装红军向群众叫门,叫开了门就捕人,这样又增加了群众的恐惧情绪,连真红军去叫门时群众也往往装睡大觉,不敢开门。
      正因为上述种种情况,当时闽西一般群众情绪表现消沉,特别是“左”倾路线统治较久的地区,群众消极情绪就更普遍。反革命统治很快复辟,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大部分被地主富农收回,并进行反攻倒算,我们当时活动的主要地区还是沦陷较早的岩、杭、永老暴动地区,这些老区群众不仅阶级觉悟比较高,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懂得运用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是避免敌军烧杀迫害,抵抗敌人苛捐杂税,保持土地不被收回,这正需要游击战争与群众合法斗争相结合。这就是我党与农民群众的共同要求,也就是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众性的政治基础。
      三、在我们党和群众方面
      (一)闽西部分地区的游击战争,从一九三四年便已开始,当时为牵制敌人向中央苏区的进攻,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独立八团在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伍洪祥诸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四年春便到达龙岩,在漳、岩公路沿线积极活动,同时在永安、宁洋、漳平、连城之间,又由吴胜、方方、谢育才诸同志率领的红九团在活动。一九三四年冬间,敌人进占长汀前后,又由朱森(后叛变)、罗忠毅、赖荣传、贺万德诸同志率领明光独立营转入岩、连、宁边界配合红九团活动。红十七、十八团在大田被敌人击溃后,还有百把人由温含珍、邱尚聪率领到达龙岩、溪口与方方同志汇合。上杭、永定、龙岩的地方武装,也在敌占区分头活动。为了打开永定局面,上杭独立营亦于是年冬间由黄火星同志率领向永定挺进,以后又转回上杭与廖海涛同志汇合,在上杭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年底。鼎丞奉命回永定活动,当时省委未给武器,鼎丞只在永定留汀难民动员一些人带少数步枪、手榴弹,同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诸同志回到永定。一九三五年三月间,经陈毅同志建议,项英才派震林、子恢率领一个支队,经过四都、河田、朱畲、才溪、紫金山、旧县、岩下山、白沙、双髻山、大岭下,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围攻,回到永定与鼎丞汇合,组成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至此,闽西各县的游击战争才逐渐地全面开展起来。
      (二)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不仅留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部队很少(当时除了红八团、红九团、明光独立营,谭、邓带回的支队,红十七、十八团一部等共一千二百人左右以外,岩、杭、永三县只有近百条步枪),而这些部队除了红八团转入敌后较早,作战比较灵活外,其余部队一般受“左”倾路线影响较深,损失比较大,如谭、邓带回的支队,虽是一个主力加强营,近五百人,但沿途经敌人截击追击,损失过半,支队长中途牺牲,到永定后大阜一役遭敌人包围,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红九团战斗力比较强,前期作战比较灵活,消灭了岩、连、宁边华仰桥、周焕文等许多地主武装,建立了一小块基地,但后期转到闽南后则经常集中行动,猛打硬攻,伤亡较大,长期不注意建立游击根据地,缺乏群众工作,政策上缺乏灵活性,结果遭受很大损失。
       (三)由于当时敌人大军压境,闽西全境沦陷,我们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后方机关,兵源无法补充,俘虏一个也不敢收留。当时部队是打一个少一个,部队给养全靠打土豪、筹款,医药补给则依靠群众代买代制,伤员只能隐藏在山寮上,靠群众草药治疗,当时困难情况真是一言难尽。
      (四)当时,在一段时间里,部队包括红八团在内,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部队活动多,群众发动少,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组织群众利用合法的斗争,不善于利用两面派,这样就使得自己武装的效果缩小了。
      根据上述敌情、民情、我情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闽西阶级力量的对比,显然是敌强我弱,我们是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只能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安全与团结。这些都是为了从保持力量,积蓄力量,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到来,从局部恢复小片根据地到大面积地恢复发展根据地,以开展新的局面。这就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决定的斗争方针和基本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在大胆地改变“左”倾路线以后所制定的新方针和新任务。所谓“广泛性”,是指游击战争的范围不限于狭小地区,而是依靠现有地区,不断向新区发展,使得烽烟遍地,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逐渐削弱,而我们则日益发展壮大,最后形成新的有利形势。所谓“灵活性”,是指游击战争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得敌人捉摸不住,而我军则处处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群众性”,是要使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活动,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利用合法的斗争转到非法斗争,从和平斗争转到武装斗争,从游击小组的秘密活动转到游击队的公开活动,这样来多方面牵制敌人,打击敌人,配合部队作战,并且使部队逐渐发展壮大。所谓“胜利的”,就是奉行毛主席多年来规定的游击队作战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有胜利把握但要伤亡过大的不打。不仅要打全胜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
      为了便于掩护部队活动,掩护群众斗争,我们当时还注意运用两面政策,用各种办法消灭保甲长中最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成为“脚踏两只船”的两面派。有些地区则布置“身在曹营心在汉”“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派去充当保甲长和壮丁队长。这是闽西群众在长期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在当时最困难的环境中这种斗争方式更有其重要作用。
      方针任务定下来了,靠谁去执行呢?我们当时采取了如下的布置:
       (一)在军事部署上,以红九团的第一营和岩、连、宁独立营(即原明光独立营)成立闽西南第一军分区,以罗忠毅为司令员,方方为政治委员,温含珍为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仍在岩、连、宁(即龙岩、连城、宁洋)一带活动。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成立闽西第三军分区,以邱金声兼司令员,邱织云为政治委员,魏金水为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仍在岩、南、漳(龙岩、南靖、漳平)一带活动。这两个分区的任务,是要尽可能扩大游击区,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以红九团的第二营、第三营和永东游击队成立闽西第二军分区,以吴胜兼司令员,谢育才兼政治委员,赖荣传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的任务是开辟永定、平和、大埔、饶平、云霄、漳浦各县边区,与闽南红三团取得联系。谭、邓带回来的支队除编入上杭、永定两县游击队以外,还拨一个重机枪排编入红八团。岩、永、杭各县游击队则在本县境内活动。
      (二)在党组织上成立四个县委,永定县委书记范钦洪(以前是黄火星,以后是范乐春、刘永生,)永东县委书记马发贤,上杭县委书记廖海涛,龙岩县委书记魏金水(以后是吴作球)。
      (三)军政委员会内部分工是:鼎丞任主席,震林任军事部长,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原杭永地委(原福建第二军分区)书记郭义为同志任党务部长(郭同志不久被俘虏牺牲),朱森任参谋长。
      (四)在交通联系上,把原来的工农通讯社改为闽西南交通站,保持与上海中央机关的联系,并与各分区各县委建立便衣武装的交通联络,交通联络站站长雷德兴同志。
      (五)为了深入下层,传达上述方针政策,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可能遭受意外损失起见,我们几个人也分开活动。方方仍回岩、连、宁一分区,震林到上坑,子恢到永东,鼎丞留在永东,谢育才与吴胜向闽南活动。
      第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是一九三五年四月间在永定溪南里召开的。当时正是大阜战斗部队受损失以后,敌八十三师在溪南里一带连续进行搜山,情况异常紧张,因此会议结束后大家便分头出发。但不久就发生朱森叛变事件。朱森是奉命到龙岩去同红八团联络的,他到龙岩后叛变投敌,并带领敌人来破坏岩永、岩宁沿线的交通站和接头处,使有关群众受到摧残,岩永、岩宁交通线被切断,龙岩局面也紧张起来。敌人以为这一下可以依靠朱森这个叛徒来彻底破坏我们的组织,但是可怜得很,朱森除了破坏这些交通站和接头处以外,其余什么都不知道。相反地红八团却正在这个时候在龙岩、漳平两县之间积极活动。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常常穿插于马路碉堡周围,善于声东击西,往往早晨在龙岩的黄坊、白土之间,而晚上却转到了适中圩、三坪头、竹子坂一带,过几天又出现在紫金山麓之赤水、石碑前一带,白天在山坑马路上埋伏打军车,晚间又在东桥坂放火烧飞机场,时而化装白军,喊开碉堡楼门,一下子将民团枪支全部收缴,时而又化装挑担农民把抽收货担捐的反动派打死。竹子坂铁鸡岭一仗吸引李默庵主力一个团向我冲锋,红八团占领山头,居高临下,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死伤惨重。红八团最出色的一次战役是“夜袭龙岩城”。是年秋天,正当李默庵在龙岩准备开“剿匪祝捷大会”的前夕,邱金声团长率领一连人,占领了西门外的虎岭,控制起碉堡,进入敌军医院,没收其药品,向伤兵宣传红军政策。邱金声临走时还在电话中与李默庵通话,警告他小心一点,不要乱吹牛,弄得李默庵目瞪口呆,慌忙派兵出援,但等到援兵到时,红八团早已扬长而去,无影无踪了。
      朱森叛变前曾住过白土,知道白土是红八团的重要据点,因此李默庵便派了一个旅驻扎白土,每天搜山抓人。但就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红八团一支十二人的龙岩游击队却仍然住在白上与他作对,经常在夜间贴标语,杀反动,毁碉堡,打哨兵,弄得这个旅日夜不安,束手无策。这些游击队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敌人在四边搜山时,群众告诉他们移到东边山上去了,敌人在东边搜山时又移到西山去,敌人全面搜山时群众则告诉他们住到乡村中来。等到敌人停止搜山,注意到乡村的时候,群众又告诉他们再回到山上去。这样整整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弄得敌人捉摸不住,毫无办法。
      除了红八团灵活地活动于岩、南、漳之外,红九团和岩、杭、永地方武装也在各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化装袭击,伏击的战例不胜枚举。永定游击队由刘永生同志率领,积极活动于金沙、合溪、丰稔市、兰家渡、芦丰以至和市一带;另一队则由范钦洪同志率领,以溪南里西溪为中心向东溪、湖雷和永定城郊活动。他们横冲直撞,弄得八十三师和杭、永民团无法应付。岩、连、宁一分区的部队,一直挺进到连城的姑田、小陶,和清流、永安的边界,消灭许多地主武装——大刀会、童子军等。
      红九团的二、三营部队,从一九三五年夏就执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辟新的游击区与闽南红三团连成一片”的指令,常采用远程奔袭的战术,结合便衣短枪活动,消灭敌人,半年多时间内,在永定、平和、南靖、大埔、饶平几县边境上消灭了许多反动基点,扩大了革命宣传,发动了农民,没收地主恶霸的粮食、财产并将缴获枪弹分发一部分给当地群众,组织秘密游击小组。由于红九团勇猛善战,经常活动于闽粤之间,同红三团取得了联系,并在饶平之下善与广东军李汉槐部打了一次遭遇战,击溃他一个营,在平和之刺牛岗击溃八十师一个团的进攻,在大小芦溪击溃敌数路进攻,震动了漳潮闽粤边敌人。但也由于红九团硬打猛攻,缺乏灵活性,缺乏群众工作,缺乏根据地思想,所以军事上虽然获得了不少胜利,但始终不能建立游击基点,长期在无工作基础地区孤军作战,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被敌人跟追了十一天之久,却仍然集中行动,不知分头摆脱敌人,最后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援,一连三天部队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终于粮尽弹缺,人困马乏,而在永定之湖雷一带被敌人击溃,损伤过半,团长吴胜、政治部主任赖荣传两同志光荣牺牲。
      这个时期,红军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武装政治工作队,部队流动性大,接触群众多,因而党的政策通过他们得以影响广大地区。当时红八团、红九团以及各县红军游击队部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来影响、争取群众。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在那样困难条件下,在群众中立住脚跟。龙岩外山前十八乡的群众,因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害怕我们,当红八团第一次到那里时,村村群众都上了山。那一天恰巧下雨,又是收割稻子的时候,红八团战士看见稻子还晒在场上,就帮他们收藏起来,又给群众喂猪喂鸡,在群众家里煮了饭吃,也按价给钱,还留下信来。后来部队走了,群众回来一看,非常高兴。第二次去时,大多数群众不跑了,第三次去时,群众不但不跑,还拉红军在家里住。
      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在游击队积极活动、不断胜利的鼓舞下,群众斗争也开始活跃起来,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活动相结合,当前反迫害的斗争与保持土地和反捐税的斗争相结合。在这些斗争中,各地群众创造了许多出色的经验。
      例如在龙岩白土(即东肖区),由于我们游击队积极活动,敌人到处放火烧山,有些乔木林,树高烧不着,敌人硬要乡保长强迫群众去砍树,这对我不利,对群众更不利。当时东肖区委和岩永游击队便动员一些老人到乡公所去请愿,要求免砍,乡长不允许则拖,拖不过则派一些妇女老弱去磨洋工,并与游击队约好,在砍到中午时,游击队在山上打几枪,老百姓便借此一哄而散,砍树便无形停顿下来。
      当时,驻白土敌人知道后田是主要红色据点,要后田保长强迫群众修炮楼,我们支部书记张溪兜同志,便动员群众向保长要求免修,照例不准,便一拖再拖,后来拖不过,便动员一批老人、小孩、大肚婆、小脚婆、扛着破锄头,漏粪箕,慢慢磨,等炮楼盖到丈把高时,又通知游击队夜间去把它扒掉。这样盖了几个月,炮楼盖不成,敌人明知是我们搞的鬼,但无法对付,结果敌军派了一个营,自己动手才盖起来。
      为了阻挠游击队活动,并挑拨我军与群众关系,敌下令各乡村群众,见红军来就“鸣锣报警”,群众明知不利,但无法反对,后与我们商量好,我们来时不打锣,等我们走远了才打锣,敌人跑来扑个空。有时我们并没有来群众也打锣,甚至一夜打几次,弄得敌人来回跑个不停。敌人明知这是群众故意作弄他们,但又无法责备群众,只好取消这个命令。
      岩、杭、永敌人都实行“计口购粮”,实际上是限制农民购粮,使我们不可能再通过农民之手买到粮食,农民也害怕因此受罪,但农民又不能坐视红军得不到粮食,就告诉我们一个办法:由游击队突然到保长和地富家里,要他们出卖或代购粮食,我们照价给钱,这样保长和地富自己就先犯了“济匪”之罪,反而讳莫如深,再也不敢追究别人,以后我们便逐渐到一般群众家里去买粮,敌人的禁粮令便失去作用。
      我们在村子里贴了布告、标语、传单,群众就要受摧残,后来,我们干脆把布告和标语交给群众,要他们晚上贴,拂晓撕下来送给联保主任,沿途还高喊布告内容:“不好了,红军出布告了,收租的要杀头!”这样我们的口号就由群众公开宜传出去了。群众要我们杀几个收租的,我们就杀。有一次,我们在永定西溪乡杀了几个收租的,事后,国民党来了一个营包围了西溪李田霸村,捉去一百多群众,说他们“通匪”,要杀头。群众据理申辩说:“红军早有布告,又由我们报告联保主任,地主们不顾红军布告,自作自受,与我们何关,有什么理由说我们通匪?”驳得国民党区乡长无话可说,无可奈何,只好将群众放回。
      这个时期,部队在没收反动地主粮食的时候只注意维持自己的给养,没有注意到群众参加分粮,有时虽以部分粮食公开分给群众,但群众又不敢要。后来才改变方法: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人都关在一间房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叫贫苦群众不声不响地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才将地主放出来。这样群众得到了实惠,而不致被反动地主察觉。这个办法在岩、南、漳一带,特别是在新区,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几次秘密参加分粮斗争以后,便慢慢组成了游击小组,最后又逐渐公开变成了游击队,或者参加到红军中来。
      对待保甲长,壮丁队的政策,我们也是从维护群众的利益出发。一九三五年春,我们曾提出粉碎保甲制度,当保长者杀,这在当时曾给游击战争造成一时的有利条件。但后来敌人用威胁屠杀的办法,压迫群众再组织保甲,不然乡村就要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允许群众“白皮红心”,应付敌人。我们也了解到保甲长中有不少两面派分子,真正忠实于国民党的是少数人,因此决定争取保甲长,刮用保甲制度来掩护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对壮丁队也作了同样的争取工作。我们的政策是区别对象,晓以利害关系,争取好的,团结中间,打击坏的,并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红军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通知我们,或打枪让我们知道,当红军过乡村时,不得阻止,等红军走远,可以朝天打枪,好向敌人交代。这样,我们利用了敌人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为我们服务;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壮丁队来掩护游击队活动和群众斗争,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群众恨之入骨要求我们杀掉的,我们就去杀。杀掉以后,又叫群众去报告联保主任,使群众不致受到牵累。有些地方则利用借刀杀人的办法,写密信告他“通匪”,假手敌人将他除掉。后来一般地富反坏分子都不敢当保甲长,而硬要红军家属或者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来充当保甲长,并且事前取得我们同意,敌人也知道这种情况,但如果不这样,他们的保甲制度就要垮台,因此也只好马虎了事。
      这个时期,岩、永地区许多老土匪都被敌人消灭或者收编,有些收编后又跑回来。我们对土匪政策则是晓以大义,指出革命出路,并告诫他们不得抢农民,不打我们,这样我们也可以不打他们,在岩、连、宁地区这个工作做得很好,龙岩雁石地区有一帮土匪不听我们告诫,仍然在那里打家劫舍,牵牛抓人,红八团把他们消灭了,人心大快。
      这个时期,傅柏翠已站到敌人那边,听敌人指挥,但他也知道,他是生存于国共斗争的间隙之中,如果我们失败,他也难以幸存。古蛟区正是我上杭双髻山游击根据地的背后,又在我岩杭交通线的侧翼,我们也需要争取,以免多树敌人。这就打开了我们与傅柏翠之间的微妙关系:就是双方互不侵犯,我们不打他,部队不到古蛟区公开活动;他对我们平时不禁粮,敌人向我们进攻时不积极配合,只是虚作声势,敷衍了事。
      除了红色据点外,我们还有意识地保存了一部分灰色据点,故意不在那里打仗,不在那里贴标语,不在那里公开发动群众斗争,使敌人不注意这个地方,以便于我们刺探敌情,休整部队,安置伤员,采购物资。
      由于闽西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到一九三五年冬,情况便逐渐好转。我们的武装力量保存下来了,而且更加强大了,除了红八团、红九团和岩、连、宁独立营外,永定、上杭、龙岩等县,都有了百多人的游击队,还有不少游击小组,一个时期我们拖住了敌人八个师的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除红九团南进部队受损失外,部队也熟练了集中打击敌人,分散发动群众,以及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种种灵活的游击战术。
      党的组织系统恢复了,县以下有区委,许多乡村有支部。上杭北部工作以岩下山为基础,也向旧县河以西发展。各县之间,都建立武装交通队,将整个闽西地区联系起来。干部除了个别叛变,极少数党组织被破坏外,绝大部分都保存下来。
      群众则因为我游击队活动,敌人无能为力,我们的政策正确,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情绪日趋稳定。不仅老区的群众和我们血肉相连,新区的群众也处处给我们帮助。党的政策能够如此深刻地为群众接受,并且能够动员群众和我们一起灵活贯彻执行,这是我们能够在极端严重的环境下,坚持红旗不倒,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战胜敌人,保存并且发展了部队的最根本因素。
   
原载《八一杂志》1959年10月

选自《闽西地方武装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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