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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从何而来

【字体: 】【2011/5/3】 【来源:转载】【作者:】 【阅读:4766次】 【关 闭

——忆闽西保卫土地革命果实的斗争

魏金水


不是神话是真实

      有人听到闽西老根据地的保卫土地革命果实斗争的情况,曾惊讶地说:“这是谈神话,讲小说吧!”
      我们告诉他:同志,那是生活里的真的事情!红军长征后,特别是闽西游击队编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国民党以为这是消灭闽西共产党、夺走土地革命果实的天赐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千方百计地指使、组织、支持地主反攻倒算,企图在土地革命地区全面恢复封建业权。我们党在当时不利的情况下,领导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保田斗争,与敌人斗智又斗力,使对方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孤立无援,没有一个阴谋能够得逞。连当时的反动势力中心,驻下重兵的龙岩城周围土地,也夺不走一分一厘。
      那时,国民党的龙岩县长林诗旦,和国民党的土地问题专家屠剑臣,二人在合著的《龙岩之土地问题》一书中(1944年出版),就这样惊呼道:“迄今全县四分之三土地尚存留生授死归(注:这是指当时我们党尚在农村进行土地调整),不纳地租。”他们讲的龙岩县的四分之三土地,以后还属于农民所有,一直到全国解放。这四分之三,不下二十万亩。不但龙岩保留了这一大片土地,永定、上杭两县农村,也有部分土地革命时分给农民的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中。这是全国罕有的奇迹,是闽西红旗不倒的重要标志之一。

千百年的愿望实现了

      多少年来,闽西农民梦寐以求得到土地,希望能过着不受剥削、不受欺凌的生活。他们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流血牺牲,都没有达到目的。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共耕”的太平军,曾两度打到闽西。闽西人民迎接太平军,参加太平军,希望太平军能改变他们的困难境况,可是太平军没有给他们分田。清朝末年,龙岩县农民要求摆脱租重税多的被压榨的穷困的日子,在翁矮古率领下起来造反,结果失败了,起义的农民鲜血染红了龙川水。后来,中国出了个孙中山先生,他主张“耕者有其田”,曾给农民带来希望,可是没有兑现。相反的,后来国民党在闽西的所做所为,却说明他们完全站在地主一边,成了封建阶级的代理人。只有共产党,才真正让人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928年3月到6月间,党组织领导了龙岩县的后田暴动、平和县的长乐暴动、上杭县的蛟洋暴动、以及规模最大的永定金砂暴动,闽西大地上燃烧起熊熊的革命烈火。7月间,永定县溪南区人民进行选举,8月召开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就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了农民最迫切要求的分田问题。代表们认为人民政权建立,在废除压迫剥削人民的旧制度的同时,应该保证人民翻身作主的利益,满足农民的要求,分给农民土地。当时党中央还没有土地纲领,省委也没有指示。怎么分田,没有经验。党决定首先在金砂的上金、中金、下金进行分田试点以取得经验,然后推广。邓子恢、张鼎丞同志分别找有经验的、熟悉本地土地情况的老农民座谈,细致地调查研究,制定了分配土地的政策,经过大家讨论,作出正式决定。这个政策是,以乡为单位,中间(中农)不动两头平,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也分田),各户以现耕土地为基础,多的抽出来,不足的补给他。金砂乡的分田经验。很快就在全区展开了。
      在这次分田中,邓子恢同志虚心向群众求教和创造性的精神,得到了张鼎丞同志热情称道。以后又多次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1929年春天,毛泽东、朱德同志带领红四军入闽,革命风暴席卷整个闽西。7月上杭蛟洋召开的闽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溪南区的土地革命经验,并决定了闽西党的总任务。把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迅速没收和分配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高度称赞闽西革命的成就。
      在很短的时间里,闽西农村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的五十多个区,六百多个乡,纵横三百多里的范围内约八十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耕田人摆脱了封建枷锁,获得了世世代代盼望的土地所有权,终于成为土地的主人。
      后来,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中共闽西特委在长汀的南阳开会。特委书记邓子恢在会上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会议对土地革命政策作了补充,除继续保留原来的“抽多补少”之外,又加上“抽肥补瘦”。毛泽东同志十分赞扬它。就在这个基础上在闽西苏区产生了第一个完善的土地法。
      根据南阳会议精神,在完成土地分配地区,进行了调整土地工作,使得分配更加完善、合理。同时又在苏区实行奖励开荒、奖励增产粮食等促进生产的政策。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蒸蒸日上,群众生活很快得到改善。当时农村里有这样的对联:
      忆过去无米无盐那般痛苦,
      至今日有田有地何等逍遥。
      正是翻身农民开始不为衣食忧虑的安逸生活的写照。由于农业丰收,广大苏区农村盗匪绝迹,野无游民,抽鸦片、赌钱的都没有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到处是一片兴旺景象。
      与此同时,翻身农民不断地从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红军更加壮大,苏维埃政权也更加巩固了。

“吃下桐油  吐出生漆”

      由于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搞“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调动全国主力红军进攻长沙。1930年7月,闽西的红十二军奉命离开苏区,前往湖南。接着又布置:“闽西现有的红军应集中向广东前进,并以广州为中心,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于是,闽西新成立的红二十一军,又开向广东。并将反对这样做法的邓子恢同志等调离闽西。结果,红二十一军连连吃败仗,兵力损失过半。
      不久,蒋介石调动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张贞乘闽西红军失利时机,带兵扑向闽西,1930年12月,占领了龙岩城。接着长汀城、永定城也易手了。地主、土豪劣绅,如久蛰在洞里的老蛇一样,这时都纷纷爬出来了。他们成立了区、乡“善后委员会”,组织“救乡团”、“返乡团”疯狂地反攻倒算,用刀枪强迫农民交租。
      这时,党内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取代了立三路线,在闽西搞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肃反运动,毫无根据地乱抓乱杀,冤枉了不少同志,陷害了很多好人。同时,他们继续“查田”,要“整个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经济”,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并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革命队伍里“查阶级”,凡是家庭阶级成分不好的人统统开除。这一系列严重错误,给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挫伤了党和人民的元气,又破坏了生产。许多人外逃,把一些人推到敌人一边去了。龙岩、上杭、永定中心根据地相继沦陷,苏区缩小到二十二个区。被敌人新占领的农村,地主也出来向农民收租。
      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主力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回师瑞金、长汀后,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肃反运动才纠正过来,被害同志得到平反昭雪,家属受到抚恤。一些过“左”的做法也在改变。苏区又渐渐地扩大了。1932年4月,失守了十七个月的龙岩城被红军攻下,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红军回来了,苏维埃政权恢复了。苏区农民在自己政权军队支持下,向收租的地主清算,要他们加倍交还谷子。当时地主们收去的谷子,一箩是两块钱,现在叫他们一箩还四块钱。在人民的威力下,地主哪敢讲个不字,只好乖乖地付了钱。没有现金的,也向亲戚去借,或用实物顶偿。地主们说:“吃下桐油,吐出生漆,连老本也赔上了。”保证:“下回再也不敢了。”农民讽刺地主“想赚一尺布,赔了一条裤!”
      这一次对地主们的惩罚,使不少地主吓破了胆,怕入心肺,以后再有反复,也不敢马上动手收租。收租为了进财,不是为了赔财嘛!

“收租者杀!”

      “左”倾的错误,导致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中央主力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离开了中央苏区。长征后,国民党在闽西南布置了八个主力师,并纠集一切地主武装,疯狂地进行“清剿”。“清剿”司令部设在龙岩城,以李默庵为“清剿”指挥官。
      敌人妄图一举摧毁我根据地,恢复豪绅、地主的封建业权。他们从上而下层层设立反攻倒算的机构。各县组织县“农村兴复委员会”,以县长、秘书、科长及各区代表一人为委员,县长为主席。各区组织区“农村兴复委员会”,区长和各乡代表一人为委员,区长为主席。各乡、镇也组织乡、镇“农村兴复委员会”,由县政府指定五到七个绅豪地主为委员,从中推出一人为主席。各级“农村兴复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支持收租夺田,保护地主富农财产,强迫农民向业主交清租谷。第一步是强制农民在田中插标,写上原业主姓名,耕种者姓名,进行登记,分清业佃;第二步是在分清业佃基础上,农民向业主纳租……
      主力红军长征后的闽西,虽没有苏维埃政府了,但有坚强的党组织,有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红八团、红九团、明光独立营以及邓子恢和谭震林同志从江西带回的队伍,加上各县游击队,有两千多人,还有广大有觉悟的农民。这是保卫土地革命果实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我们的兵力毕竟有限,与十来万装备精良的,又有飞机、大炮配合的敌人相比,力量悬殊太大。我们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对地主的复辟行为,寸步不让,提出了:“收租者杀!”的口号。农民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谁敢收租就用谁的肚皮当刀鞘!”“有命收租没命吃!”引导群众利用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游击小组的秘密活动和游击队的公开战斗相结合的办法,对付敌人的反攻倒算。
      当各地“农村兴复委员会”要农民插标报田时,我们的许多乡党支部组织农民出来与之周旋。农民对“兴复委员会”的家伙说:“田是打乱平分的,业权早已弄不清了。”“弄不清楚,实在无法报呀!”用各种办法跟他们磨,尽量拖延时间。永定西二乡党组织发动大家,在报田时都讲田是自己的,田都分了,早没有地主的田了。晚上散传单,警告地主和反动分子不得收租,否则就头壳开花。地主们以为是游击队下的催命符,怕当无头鬼,态度也软下来。尽管到处有国民党的军队,却无法守在每个地主身边,保障他们的安全,游击队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如何提防呢?有的地方,群众一面去登记,一面通知游击队包围“兴复委员会”,将反动家伙一网打尽。谭震林同志就亲自带领游击队包围了大田乡公所,当场打死“兴复委员会”主席。有时,游击队化装民团,闯到“兴复委员会”,杀死主持工作的坏蛋。红八团团长邱金声,化装成敌人军官,带了二十多人,到国民党独立旅的鼻子下——龙岩石粉岭收缴了民团的六十多支枪,杀死为地主收租夺田的首恶分子、民团团总和团副。一次,游击队在永定西溪乡打埋伏,打死了几个从城里来收租的家伙。游击队还把敌人的正规军一整连一整连地吃掉。神出鬼没,来无踪去无迹。神奇的游击队,给“兴复委员会”的反动家伙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们感到处处都不安全,不得不收敛嚣张的气焰。
      我们党分析,地主有三种态度:一是又是地主又是官的,或是靠山硬的,死顽固,坚决要收租;二是当年“吃桐油吐生漆”里的一部分人,心有余悸,担心再吃大亏,表示不干了;三是在观望的,收得来也跟着收,收不来也不去冒险,不当出头鸟,这种地主为数最多。对第一种地主,我们坚决要杀,确实也杀了几个。对表示不干的地主,则保证他的安全;同时争取了中间状态的地主,最后把顽固不化的地主孤立起来。
      坐镇龙岩城的“清剿”指挥官李默庵,认为各级“农村兴复委员会”不中用,竟被几个共产党游击队和几张传单吓得不敢动弹。于是,他再一次发动“清剿”,到处搜山,搞移民并村,颁布“五光”(烧杀抢抓移)十杀令,妄图以血腥手段来隔绝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消灭我武装力量。他想以“清剿成绩”来给业主们打气,进行收租夺田。1935年12月,李默庵准备在龙岩城召开“剿匪祝捷大会”,命令全城张灯结彩,放假三日,让各地豪绅、地主前来观光,壮壮他们的胆,回去重整旗鼓,再亮出“兴复委员会”牌子,大干一番。谁料,正当李默庵得意忘形的时候,晚上,邱金声同志带二十多人巧妙地袭击了设在龙岩城西桥头国民党的陆军医院,缴了他们的武器,搬走药物。邱金声同志还在医院里给“清剿”总指挥部挂了电话,警告李默庵,姓李的,你不是吹牛皮说,红八团被消灭了,闽西“残共”不可怕吗?现在红八团就在你的医院里,与你距离只有几分钟路,你敢过来吗?你那颗六斤四暂寄你脖子上,有一天我们会来搬走的。李默庵吓得半天讲不出话。直到天大亮,敌人才派出大兵追赶,邱金声同志的队伍早带着胜利品安全回到山村。不久,红八团又消灭了驻龙岩崎濑的敌军一个营部,又是毫无伤亡地取得了胜利。原来,这李默庵也不见得中用,从此增加了警卫人员,再也不敢随便外出了,再给地主打气时,嗓门也不大了。
      各个乡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的秘密游击小组,少的三、五人,多的八、九人,他们都有枪,常常抓杀反动分子。每当夏收、秋收来临时,游击小组就在村前村后打枪。农民们放出空气,说:昨天看到一支很长的红军队伍,有长枪,有短枪,还有机关枪,从北边来,往南边去。说得活灵活现。一人传虚,十人传实,地主和反动分子听来,不免心惊肉跳,不敢在收成季节出来收租了。
      到了后来,红八团和别的红军游击队,索性在龙岩等地农村公开住下来,弄得敌人更不敢下乡收租了。此时,有名无实的“农村兴复委员会”,早也不存在了。
      1937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领导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与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经过我方的努力,双方终于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着重提到国民党保证:“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保持原状;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实行减租减息。”1938年春天,闽西南游击队编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江南前线抗日。
      为了防备部队离开根据地后顽固派对我苏区进行摧残,有意在龙岩成立了新四军后方留守处,留一个连的兵力,留下一些有经验的干部坚持斗争,同时还留下一些武器。

叫他们硬的软的全吃不下

      新四军二支队上前方,闽西的顽固派、土豪劣绅私下兴高采烈地说:“两张纸三支香,把游击队送走了!”他们一直把红军游击队看成“瘟神”、“灾星”,看成是他们恢复旧统治、旧业权的最大的障碍。认为二支队上前方,正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现在可以乘虚而入,消灭闽西共产党了。这帮人还相信日本人会把二支队吃掉,这又是他们的借刀杀人之计,想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红军武装。他们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二支队才走,顽固派就放出谣言说,新四军龙岩留守处宣传重新分土地,要暴动夺取政权。他们不断制造磨擦,甚至要动刀枪。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避免纠纷的扩大,我们的一连队伍开赴前方,接着撤销了留守处。不久,顽固派便指使地主们组织业主团出来收租。中共闽粤赣省委已估计到这一着,事先有了准备,自上而下作了布置。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全力保卫土地革命果实。各乡秘密农会通过决议:不向地主交租,谁向地主交租谁就是农贼,开除出农会。农民们愤怒地告诉业主团:“有两个头壳的来收租!”
      住在龙岩城里的国民党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说要重新讨论土地问题,请我们派人去谈判。我当时是闽西党的谈判代表,在会上拒绝了他的要求,指出双方惟有遵守抗日协议,别的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之后,龙岩县长石有纪也请我去谈判土地问题。他煞有介事地说:“魏先生,你知道龙岩已组织了业主团。我们一定支持他们,要收租,要恢复民国十八年前(即1929年土地革命前)的土地制度。”还赤裸裸地告诉我:“国民党政府是支持收租的,恢复旧的土地制度是我们的国策。你们共产党不是说,有两个头壳的来收租吗?我石某有三个头。我们决定就从后田村收起!”他说的后田村,是当时闽西党机关所在地,人家称它为“小莫斯科”。石有纪态度死硬,毫无商量余地。在他看来,农民说割收租者的头只是吓唬的话,因为在闽西现在是只有国民党的武装部队的。
      我指出,政府不能背信弃义,干破坏团结抗日的事,这样只会沦为民族的罪人。自然这对顽固派是对牛弹琴,不顶事。最后,我说:“租收不收是地主的事,租交不交是农民的事。我们希望国民党政府遵守协议,不要违背协议。如果违背协议,支持业主收租,破坏团结局面,社会上出乱子,治安出问题,全由你们负责,我们不负责。后田是王不见王(指蜜蜂王是王不见王),你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群众对破坏抗日协议的人不会手软的。”
      双方弄僵了,我就那么走了。后田村的农民觉悟很高,他们是龙岩最早起来暴动的革命群众,十年多来本乡的地主不是被他们教育过来,也给他们制服了,外边的地主听到后田名字,头也大了,就是想收租,也没有胆量进后田村。石有纪虽气壮如牛,大嚷大叫从后田收起,却没有人敢去尝试。
      原来,顽固派计划在龙岩县收租,先搞两个突破,一从后田收起,一从我家收起(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代表,又负责龙岩县委工作)。土地革命前,我家种了大地主杜连茹的田地。杜连茹当过知事,县里头号恶霸、劣绅。他的同宗前辈杜丰是前清举人,曾是地方一霸,以“天上是雷公,地下是杜丰”的恶名扬四方。杜连茹当知事后,成了活杜丰。自1918年直到土地革命前夕,龙岩的县长都是他的一派人蝉联充任。这时,杜连茹已归天,由他的少爷杜老狗,带着两个带枪的人到我家里,向我父亲收租。我父亲不交。杜老狗临走时威胁道:“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不交,好,我叫县里派兵来抓你,等着瞧!”之后,我父亲去找杜家的族长和姓杜的人,说:“你们杜家太欺人了,你们强迫我交租,害得我老伴和媳妇都发呆了,一家不安宁。民国十八年前,我魏家欠过杜家的租没有?如果有,叫他拿出帐本来!”过去的帐本、田契,在土地革命时早烧掉,哪里去找?族长和其他姓杜的人,经过十年的革命教育,早知道用阶级来分亲疏了,谁也不愿意把自己与恶霸杜连茹一家人粘在一起,都说:“没有呀!”我父亲说:“十八年前没欠租,十八年以后,杜家不能收租,这是天意,我不交租也是天意。你们杜家人还来逼租还有道理吗?”族长和姓杜的长辈,也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事后他们找到杜老狗,责备他丢了杜家的脸,干了犯众怒的事,命令他买了香烛和鞭炮,到魏家来赔礼谢罪。杜老狗慑于本家农民的威力,也担心我们会惩办他,不得已老老实实地放炮赔罪了。
      这么一来,两个突破都空了。石有纪这些人哪肯死心,认为硬的啃不下,可以从软的吃起,仍积极支持业主团活动。
      我们党通过各种宣传,揭露顽固派的破坏协议行为,许多爱国人士和工商业者,也认为顽固派不守信用是不得人心的,在道义上使顽固派孤立。我们去团结那些遵守协议的不与农民为敌的地主,对从沿海回来的逃亡地主(当时厦门、金门早被日寇占领,沿海城市常受日机轰炸),愿意种田的,我们都分给他们田地,让他们耕种,自食其力,使他们一家老小生活有着落,不跟业主团走。
      我们党又争取了老民团里的许多人。这个工作是很多年前开始的。1932年,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来,蒋介石要他们进攻苏区。先头部队到龙岩适中就停下来,迟迟不前进。当时,几千名地主武装民团却去打龙岩城。民团里的不少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早先都是参加过革命的人。因为“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的搞“肃社会民主党”、“查田”、“查阶级”,在内部错杀错捕很多同志,又错误地清洗了很多同志,有的人因为恐慌也逃离队伍。一些被清除和逃离的人,参加了民团,并成了民团骨干。接着红军就打回来,反动派造谣:“共产党回来,扫帚过刀,鸡狗不留。特别是原来在共产党干过事的人,更不会放过。”目的是告诉他们,没有退路了,只有死心塌地当民团。那些人因为攻打过龙岩城,也认为自己罪在不赦,共产党不会原谅他们的。我们针对这情况,提出口号:“只杀民团总团长、流氓头子林月生一人,其他人全无事!”这些人晚上多回家睡觉,我们的同志就分别上他们屋里,不抓他们,也不缴他们的枪,坐下来谈心叙旧,告诉他们过去搞“肃清社会民主党”、“查阶级”是错误的,现在已纠正过来,希望他们继续为革命出力。这些人又暗中为我们工作了,当白皮红心的民团。通过他们又争取了其他民团的人。国共合作后,顽固派和业主团又利用老民团成员作他们的手足,为他们收租夺田。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也分到田,本身也不同意交租的。经过我们谈心后,他们表示配合我们反对业主团收租。有一些人要求参加共产党。我们就让他们先成立同情小组,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住在县民团总团长林月生同一座屋子里的林明坤、林前进、林绍江、林伯律(归国华侨、联保主任)等都是同情小组的成员。一些反动头目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同志监视之中。皖南事变后,林明坤等人被国民党杀害,后来党组织追认他们为烈士。
      通过做大量的工作,我们还争取了很多联保主任、保长。当时龙岩西山的四个联保主任陈纪旺、张怀明、林伯律等,都站在我们一边。西陂的十二个保,二十四个正副保长,二十三个是我们的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农民积极分子,只有一个是地主。联保主任、保长不支持,老民团成员不出力,业主团缺乏手足,也行动不起来了。
      但,顽固派和一些地主并不因此罢休,他们认为如今闽西是他们的天下,是恢复业权千载难逢的良时,岂可错过机会。一些人带着士兵和保镖,到所谓“软”的地方去逼租夺租。
      我们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地主,不客气地给予惩罚。农民们想出许多对付地主的办法。有的在晚上围住这些地主之家,向他们屋顶扔石头。龙岩农村的屋子只有一层,把石头扔到屋顶并不费力。刹时几百成千石头扔到屋上,屋子上面还不烂了吗?地主只好龟缩在床下去躲命,不然就会砸断胳膊打破头的。农民扔了石头就溜走,根本查不出是谁干的。群众说:“这家人干的坏事太多了,惹起了天老爷发怒,下起石雨来惩办他!”这一砸,把一些地主收租的勇气也砸掉了。
      还有的地主住在城里,或居住的地方比较“有利”,免受屋顶被砸的处罚,还到乡下去收租。农民们对他们也想好了对付办法。他们一来,小孩子们便上前抢走扁担、布袋。孩子们喊:“有人来偷鸡呀,快来抓呀!”农民们赶上来,朝他们扔烂泥巴,一边喊打,吓得这些“偷鸡贼”抱头逃窜。有时他们带兵来了,农民就躲开不理他们……
      他们未收到租子,屋子给砸了,当“小偷”给没收了收租的袋子等……偷鸡不成蚀把米,便宜没捞着反吃了大亏,他们只好自认晦气。
      永定县那边有的地主都假装开明,对农民说:“我拥护抗日协议,实行二五减租。”农民说:“莫装了,这里已实行土地革命,懂吗?”与地主讲理,地主理穷只好退走,再换别的花样。
      一些住在城镇的地主下来收租,成年男子都躲开来,让老人、妇女、儿童们去对付。老人们装聋,妇女们只说我们不知道,儿童们只围住看热闹。地主一回又一回都无所获,也慢慢地松劲了。有的地主死了,由他的后代带人来收租,到了乡下,农民问他:“你的地在哪里?”他根本指不出来,只能说地名。农民又有意把地名改了,如永定赤寨农民将“桃斜科”改为“对面科”,“山角里”改为“对面斜”。当收租者说出地名,农民便说:“这里根本没有这个地名,你们一定是一群流氓来诈骗的。”于是大喊:“来人呀,这里来了几个骗子,不要让他们逃了!”农民围拢来,群起而攻之。那伙人见到农民愤怒的神色,吓得讲不出话来,忙连爬带滚地溜了,再也不敢下乡来。
      这些斗争看来并没有动刀动枪,有时却是很激烈的,很残酷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再以政府命令,要区、联保、保全力以赴为业主团收租时,龙岩县白土区榴坑村保长黄玉昆(共产党员),在区长布置收租的会议上说:“我们只能做对抗日有利的事,对团结有利的事,不能为业主团收租。再说,我们也没有两个头壳。”其他保长也表示支持。后来顽固派暗地里派人把黄玉昆同志活埋了。在压力和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出身农民家庭的联保人员、原民团成员害怕了,不得已表示愿意带头交租。
      农民也严厉惩办顽固不化的业主团成员。有个叫陈赞欣的反动家伙,他千方百计探听我们农会的秘密活动,要对我们下手。农民有意与他接近,夜里灌醉他,然后勒死,把尸体挂在桥下,把他装成悬梁自尽的样子。因为干得妙,对方一时找不着破绽。业主团里一些人倒感到奇怪,暗暗吃惊。但这无头公案,又无从审理。
      那些被逼表示要交租的人,经过我们教育,并表示到时为他们想办法对付,他们当然不想交租。谁愿意把自己的谷子往别人家里送?也有个别愿意听从业主团命令的,对这些人,农民的办法是,把他们田里未成熟的稻子拔高些,让庄稼枯死,叫他们要交租也没有谷子可交了。
      业主团的收租并没有因此停止。老奸巨滑的龙岩县业主团长张景松,却要包打天下,利用武力为业主们收租,倒抢来一些粮食。可是一些开明地主,却出来申明说这是张景松盗用他们的名义干的,他们绝不要那些谷子。那些受过惩罚的地主,怕受到更大的惩罚,也说张景松的活动与他们无关。于是,张景松把收来的一点租子占为已有,全数独吞。这么一来,业主内部却咬来咬去,闹起了矛盾。连顽固派也埋怨他们不争气,说张景松是只小狗,只想吃小堆屎,成不了大事。
      农民们想方设法要除掉张景松,几次暗里埋伏要干掉他,都让他漏网了。这家伙是死顽固,又是怕死鬼,知道农民要他的脑袋时,又心慌得很。加上业主们对他的卖力并不那么赞赏,他也渐渐不管业主团的事了,业主团的活动,到此也偃旗息鼓了。

反掉“农场”

      1939年秋天,顽固派指使业主团收租的同时,又公开地以政府名义,在紧靠龙岩城的西陈区罗桥、大洋两个村子,圈走农民的二百多亩地,开办“试验农场”。实际上是为地主夺田。他们想做出成绩后,向全县全闽西推广。他们以为这个办法比收租更彻底,可以一劳永逸,根绝“后患”。
在秋收前,龙岩县政府派人圈地、插界牌,并通知罗桥、大洋两村农民:界牌内的田已划归农场,秋收之后各佃户不得再栽种了。
      中共闽西特委、龙岩县委专门研究了反对开办农场的问题,指示西陈区和附近几个区区委,开展以土地被占的农民为核心,周围乡村农民积极配合支援的反农场斗争。
      西陈区委组织土地被占的农民,于秋收后照样在自己土地上种麦子。县政府派出一队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在农场四周警戒,要把农民种的麦子犁掉。有组织的农民们冲破保安队的警戒线,涌进农场,与农场的人员讲理。农场的人员说:“政府三申五令不能再栽种,你们不听?”农民说:“通知说各佃户不能栽种,我们这里没有佃户,都是种自己的地,为什么犁我们麦子?”农民章联煌的母亲,骂农场人员:“你们是强盗。夺了我们饭碗,反正要饿死,不如将这老命跟你拚了!”她冲上前去,大家也跟着涌上来,农场人员慌张地退走了。可是,后来,他们又来把麦子犁光。
      我们把顽固派犁麦的场面拍了八张照片,放大之后裱成几幅屏条,在城镇大庭广众中摆出来展览,向市上人揭露顽固派破坏协议,强夺农民田地的罪行。让各阶层的人明白办农场的真相,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1939年12月1日。我们党领导一次大请愿。当天上午西陈区的农民和附近区的农民,有组织地分头进城,在城内汇合,组成一支两千多人的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我们的同志在街头开展宣传,许多商店关上门,众多的店员参加到游行示威行列里来,城里居民也纷纷加入队伍。人们高呼:“反对政府没收农民土地!”“办农场是变相的收租夺田!”“要求政府归还土地!”“反对破坏抗日协议行为!”……愤怒的声音如狂风、海啸,在龙岩城上空咆哮着,整个城都震动了。请愿队伍先冲到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那个自称有三个头壳的县长石有纪,平时嘴巴很硬,这时在愤怒群众面前,却软得象糍粑,说:“我们尽量想办法,让大家满意。不过,这事我不能作主,办农场是上头定的嘛。我一定把大家的请愿书往上送!”
      城里的龙岩专员公署专员韩涵怕得要命,忙给县衙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挡住农民队伍,不能让他们冲到公署来!”石有纪已得到韩涵指示,因此再三对农民代表们说:“这事可以解决的,你们不用再找专员了。诸位可以放心回去!”
      石有纪的话没有起作用,农民队伍已来到了专员公署,老奸巨滑的专员,装出非常体贴农民的样子,说:“这办试验农场不对嘛,不应该嘛。你们说了,我才知道。犁掉麦子一定照价赔偿。”他还向农民赔不是,显得非常通情达理的样子,又说:“这农场要暂缓开办,我马上报请上峰批准。”
他的话比蜜还甜,不少农民被他们的伪装迷惑了,还以为这下可解决问题。谁晓得几天之后,顽固派以龙岩县政府名义出了一张告示,说“上峰命令:办试验农场事关整个计划,未便擅移……”。继续办农场,而且把讲农场讲成是振兴地方农业,支持抗日的大事。好象谁再反对办农场就是反对抗日了。这里讲的“上峰”,显然已不是专员公署了,而是指国民党省政府。当时是陈仪当省主席,他主张用刺刀对付共产党,对农民不能手软,当然要坚持办农场。
      顽固派不讲信用,引起全县人民的愤慨。农民们说:“这些人的话比狗屎还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
      请愿回来后,农民在才收回的土地上冬种。告示出来之后,县政府又派来武装队伍看管农场,不许农民进入场内,还威胁农民:“不听话就逮捕!”农民们一齐拥上前去气愤地说:“要抓要杀我们一齐去!来吧!”“你们家里也是种田的,难道就不会将心比心?”搞得农场人员和县保安队不敢动手抓人。
      眼看农场无法开张,顽固派们不肯罢休,石有纪亲自到农场召集农民开会。秘密农会已作好准备,事先有了布置。开会时,石有纪未开口,就先责问他:“你们为什么讲话不算数?那天答应的话又翻口了,叫我们如何相信你们?”“说赔偿怎么不赔偿?”“怎么说办农场是抗日,分明破坏团结合作嘛?”……石有纪弄得无话可答。这时候,老妇女刘金喜冲到县长面前,说:“我们的田仔被你没收做农场,反正完了,生死给你们换(干的意思)!”群众也嚷开了:“反正完了,就跟你们换吧!”在士兵保护下,石有纪拚命往后退。这个会终于开不成。
      后来,顽固派又假惺惺地说:“不能说夺你们地,没收你们地。我们可以向你们租,每亩地一年十块钱。”话虽这么说,他们那里肯承认农民有土地所有权,分明是圈套。但是,话要说回来,就是真的给钱,农民也不会出租土地的,他们要自己耕种,靠它养活全家。
      顽固派又耍新花样了,对土地给圈走的农民说:“你们到农场做工,多给工钱,不吃亏。”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办农场没人种田,等于没办。他们只好招其他农民来做工。我们的农会作出决定,谁也不能给农场做工。顽固派招不到本县农民,只好到外地去招工人。当他们招着工人带回来时,我们党派人在半路上拦阻,劝说那些工人别为农场卖命。有的工人明白了道理之后就不干了。自然还有人随招工者来到农场。群众对这些工人说:“我们两百多家的饭碗被他们夺去,大家都没饭吃,你们何苦来赚这工钱?别的地方也可以寻工作嘛。以后,真正没得吃,我们可能把人也吃掉!”有的工人听这么一说,就离开农场了,有的人还留下来。农民进一步对他们不客气地说:“你也太不通人情了。我们没饭吃,你一定要替夺我们饭碗的人做工,就怕你们回去时要用棕衣包骨头。”那些人眼看呆不下去,也溜了。招来的人又一个接一个不干了,这却是顽固派万万没料到的事情。
      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已把关在监牢里的犯人押来种田。这样一来,总算给他们种上一点地。农民又想办法对付了。当庄稼需要水的时候,就不让水放进农场,或者把农场的田埂挖个口让水也流走;当庄稼不需要水时,偏把水往里灌。农场的稻子长得如痨病汉,黄黄的矮矮的。稀稀拉拉的,又像是瘌痢头。农会又让老妇女去作犯人的工作。她们在农场附近的田间劳动,乘士兵看守不严时,就找机会与犯人谈话,把这里的斗争情况告诉他们,后来又教他们要怎样逃走才能平安无事。在群众的掩护下,犯人接二连三地逃跑了。国民党怕犯人跑光,只得把剩下的犯人押回牢里去。
稻子要收成了,晚上农民们出动了。他们悄悄地钻进农场,把稻穗全部剪下来。第二天,农场人员发现田里只留下稻杆,谷子却不见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发动一次“封锁龙岩城”。由城郊几十区为主,组织农民不进城。大家不运米、柴、菜和别的农产品入城,也不到城里去挑粪便与垃圾。邱锦才、郑金旺、潘九三诸同志主持了这个斗争。他们还成立纠察队在各条路上把守,劝说其他地方来的农民也不进城。才三天,龙岩城里就闹米荒、柴荒、菜荒。粪便运不出去,到处臭气冲天。城里居民知道这是农民反对收租、办农场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他们明白,这是由于顽固派践踏协议,抢农民饭碗,才激起农民愤怒,采取这个惩罚的办法。他们从道义上支持农民斗争。顽固派收租、办农场已搞得他们焦头烂额,全县人民又在反对,城里又乱糟糟的无法收拾,也只好答应不再办农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实验农场”斗争,终以我们胜利、顽固派失败而结束。

不让收去一粒米

      1940年春天,顽固派还在闽西巧立名目,要农民每亩田交出一百二十斤大米,名曰“收军米”。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为了抗日救国,农民要多出力,多出粮食,支援军队打日本。”多么冠冕堂皇!
      这好像与收租、办农场不同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骨子里却没有区别。他们不能容忍农民不交租,认为地主既收不到这谷子,这粮食也不能让农民占有,应该交给政府。为此,他们冥思苦想,换了一块招牌,重新开张。他们决定在龙岩的西山、铁山、东陈三个区收起,打开缺口之后,其他地方也跟着干。我们揭发顽固派“收军米”的阴谋。它与收租、夺田是一路货,换汤不换药。
      这两个区的保甲长几乎都是我们的人,有的是共产党员,如曹炳乾、陈洪照同志等,便是我们党派去当保长的。工作有基础,群众觉悟也高。农民们纷纷喊“苦”,说负担不起“军米”,让保甲长应付差事,不说不收,也不去收,一天拖一天。同时到乡公所去诉苦,说老百姓日子艰难,不少人家要断炊了,哪来粮食交“军米”?一些联保主任早被我们争取过来,他们同情农民,往区公所喊工作难做。联保主任、保长、甲长不动手“收军米”,“收军米”就成了纸上谈兵。
      过了半年,“军米”还没有收到一斤。顽固派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了,出动了大批军警,下乡催收,把抗缴者逮走。
      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党又组织了一次请愿示威,三个区的几千农民,分别来到区公所要求豁免“军米”。他们喊着口号:“农民要吃饭,反对‘收军米’!”“农民要度荒,反对‘收军米’!”中午,请愿农民都拿出特地带来的干粮——野菜和米糠、杂粮做成的米果,围在地上吃。区公所无法处理这件事,头目们到城里向石有纪去报告。石有纪生气地说:“‘收军米’是军队主持,我县长照办,你们也得照办!”他把责任推到军队去了。
      后来,保甲长三十多人,到龙岩城向汀漳师管区司令部为农民讲情。司令不接见,又让部下殴打了他们。但这么闹了几次,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都说这样做不得人心。顽固派见这一着又是出师不利,难处不少,也不坚持了,“收军米”就这样不了了之。
      在“收军米”失败之前——1940年6月,顽固派在龙岩县政府的年度行政会议中,又拟定了新的夺田计划,叫“龙岩县土地问题调整方案”。其内容是:
      “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收买纠纷不清之土地。将原有佃农改为公有佃农。业主将有纠纷之田地检具证明文件,将业权移转于县政府……就是政府把地主的田买过来,而后租给农民耕种,农民向政府交纳地租。”
      这个计划当然报到省主席陈仪那里去,陈仪是搞“刺刀政策”的人,认为这办法也只是纸上谈兵,劳而无功的,没有批准。
      顽固派在闽西不断地制造摩擦,暗杀、密捕我们的同志,甚至公开制造莫须有罪名杀害我们的同志,闽西国共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长期的残酷斗争,使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在那样环境里,应该搞和平合法的斗争。合法斗争是我们争来的权利。它是孤立、打击顽固派的一种有效的斗争形式。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武装斗争。没有枪杆子,没有武装实力作后盾,合法斗争就没有支柱,就没有可凭藉的保证,一旦阶级敌人发动武装进攻,我们就要全军覆没,就要遭殃。因此,在保田斗争连连胜利的情况下,我们不敢麻痹大意,而且注意组织武装力量。发动群众捐献粮食,购买枪支弹药。龙岩许多乡村的农民一亩地捐一箩谷子购武器。各基点村几乎都成立了武装基干队,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永定、上杭许多农村党支部也这样做了。

又一次激烈的交锋

      “皖南事变”的枪声未歇,国民党顽固派于1941年1月20日在闽西制造了“闽西事变”。老百姓称这次事变为“汉奸总暴动”。它宣告了闽西三年和平合作的终结,我们拿起武器进行自卫。
      搞“刺刀政策”的陈仪,在他布置的“汉奸总暴动”中,并不能用刺刀消灭闽西共产党,也没有压服闽西人民。不久,他调离了,换上刘建绪为省主席,刘建绪也认为闽西的土地问题是件“大事”,必须“解决”。他忧心忡忡地说:“自民国十八年奸党分田后,土地制度形成变态状况,十数年来,症结日见深重,长此以往,殊为政治、经济、治安前途之一大隐忧!”1942年春天,他委派得力干将林诗旦当龙岩县长,要他“彻底解决”龙岩的土地问题,作出模样,让附近县仿效。林诗旦上任之后,作了调查了解,他认为以往恢复业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办法不合实情,计划未臻完善。以致决而难行,行而鲜效”。他向上报告说:要待想出一个好的办法,经过周密的计划、安排之后,才能动手,不能操之过急。他认为过去的旧办法都不能用了,不能走旧路,重复搬用。他参考了1940年龙岩县政府的“龙岩土地问题调整方案”,提出他的办法,套上了时兴的术语,美其名曰“扶植自耕农”,端出了“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招牌,说什么“变无土地的佃户为有土地的自耕农”。“将有纠纷的土地,由政府依法实施征收,转售与需要土地的农民,其所需资金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以领地人分期缴付之价陆续偿还原业主”。这实际上否认了土地所有权,承认地主的土地业权,强迫农民交出土地,而后再向反动政府“买田”。这是地地道道的复辟倒算。
      1943年1月,这个方案经国民党省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呈报国民党行政院备案。当年6月又成立龙岩县土地经济调查队,省政府派他们的土地问题专家屠剑臣,来协助林诗旦办理“扶植自耕农”事宜。7月中旬,县里派出一帮人马携带人口土地表册,到各联保,按保调查摸底。12月中旬,他们宣布外线的调查工作结束,开始通知农民交地价钱,办理买地手续。
      中共闽西特委、龙岩县委研究分析形势,作了部署。认为地主们对“扶植自耕农”的态度并不一致,地主与国民党县政府之间也不完全一样,甚至有些矛盾。顽固的地主积极赞成“扶植自耕农”,他们以为这么一来,土地由死宝变为活宝了。有的提出要抽回一批好田,雇工耕种,只有不好的田或公田才卖给农民。有的还漫天要价,说一亩地要售二千五百元,最差的地也要卖一百元,比实际价格高出好多倍,而且限期三年内交清,在限期内还要加二成利息。还说不“买地”的农民,就得向他交租。一些开明地主、工商业家以及当年因收租吃过大亏的业主,他们却表示不收“地价”,不赞同“扶植自耕农”。这些反动的业主之中,有的由于开的地价太高,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与林诗旦的“扶植自耕农”方案不那么一致。有的还不照县政府的规定,将业权转移给政府,要农民直接把“地价”交给他本人;生怕“地价”落到政府手里,就取不回来了。谁不知道衙门腐败,当官的见钱如苍蝇见血,猫儿闻腥?钱落到做官腰包里,就似盐溶到海里,到哪里去捞呀!他们规定无钱的要买地的农民,可以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可是贷款要找殷实的商铺作保,还要有证明,这些规定又把农民摒绝在银行大门之外。于是官僚、地主、流氓乘机假用“农民”名义去“贷款”,他们拿到钱便作投机生意或作别的用处。县政府骂这些人在拆自己的台,在挖自己的墙脚。互相指责,互相埋怨。我们认为这些矛盾,都是可以利用的。做开明的业主的思想工作,争取中间的,孤立顽固分子。
      此时,国共合作虽然破裂,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由于我们的组织存在,又有武装作后盾,农民心里是踏实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跟他们进行说理斗争。政府派人来收“地价”时,农民就说,“政府没有分田给我们,我们又没有向你们买地,为什么要收‘地价’谷呢?天下有这样的事吗?”“土地革命后,我们一直耕种自己的土地,我们既不卖田,也不需要向别人买田,为什么要交地价?”“你们要夺我们田地,又迫我们出‘地价’,这不是逼上梁山吗?你们也是吃五谷的,想想看,政府这样做有道理吗?”你提一个问题,我提一个问题,对方都解释不来,只好哑口无言了。
      顽固的地主来索地价,农民说:“我耕的是自己的地,又没耕你的田,为什么要向你交‘地价’?”或者说:“你说这地是你的,我说是我的,若不信,大家可以证明。”众人说:“这地分明是他的,你怎么冒认?”群众七嘴八舌,轰得地主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后来,敌人用强硬手段带兵来收“地价”了。农民就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了,说:“现在没有钱也没有谷子呀,容我们一些时候吧!”第二次来,又说:“实在难呀,一时还筹备不齐!”第三次来,还是说:“真的没办法了,连借也没处借呀!”或者说:“我们走投无路了,请你们帮个忙,为我们去贷款吧!”明知农民银行的贷款,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农民是借不到钱的,特地提出来将他们的军。收地价的人听了这些话也不好再追讨了,只好承认自己晦气,干这倒霉差事。
      此外,对他们还采用避的办法。每个村子都有人放哨,发现收“地价”的人来,发个暗号,大家都避开,叫他们一次又一次扑空。或者留下一些残废的人或老妇女去应付。“我们都吃不饱,哪有谷子交‘地价’?”“要抓人就随你们去。在那里可以吃到不花钱的饭,更省心!”弄得那些人无可奈何。
      有的就对收“地价”的人说:“我们已向一家地主买了地,不要再来收了。”当然那是假话。如果是地主来逼交“地价”,又说:“政府规定要买地就向政府买,你来干什么,我才不与你打交道的。”
      许多农民没有交出一斤“地价”谷,一分“地价”款。但也有个别农民,被他们强抢去一些谷子,或勒索去一些钱。当时,我们还未大规模地开展武装自卫斗争,敌人在一些农村还很猖狂。到了1944年秋,正式成立了王涛支队。在闽西各地展开敌后游击战,情况大大转变了,敌人的气焰也一下子收敛了。本来就奄奄一息的龙岩“扶植自耕农”活动,到这时也翘辫子了。到了1947年底,国民党只好把这不起作用的“扶植自耕农”办事机构取消了。
      “扶植自耕农”是国民党在闽西搞的最后一个夺田花样,一是关公走麦城——最后一遭,准备的时间最久,而且有一套计划与办法,结果还是到处碰壁,以失败告终。“扶植自耕农”破产之后,他们再也组织不起新的夺田活动了。地主阶级虽不甘心,却无能为力。我们在闽西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对反攻倒算的地主毫不容情。他们哪敢轻举妄动!
      在残酷斗争的年月里,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占着优势,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强大是虚假的。而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新制度的保卫者,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虽然弱小,却愈战愈强,越来越兴盛。任何力量也摧残我们不了,我们却可以打垮最疯狂最黑暗的反动势力。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片农村,保留下土地革命果实,一年一度的“抽死补生”的土地调整,在当时成为乡俗。不是偶然的,这是闽西人民革命的特点,它是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人们称它是奇迹,是我们党的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虽然事隔多年,回忆起来,还是心潮起伏,久久无法平静。应该说,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它是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前辈的浴血战斗,才赢得土地革命的胜利,使农民得到土地。在武装保卫土地的斗争中,不知又有多少同志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就在“和平合作”的三年里,因反对收租、夺田,而遭反动派暗杀,或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土匪”等罪名杀害的,就有数十位同志。这一片土地是先烈鲜血染红的土地。农民在这一块红色土地上种粮食,而后又用自己生产的物资支持革命。这里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可歌可泣英雄事迹,可以写成一百部书,一千部书。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想想过去的斗争,会感到今天的美好日子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就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更加珍惜革命斗争的成果!

(姚鼎生 整理)

(原载《风展红旗》第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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